丰田英二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他善于等待时机当时机没有到来时

丰田英二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他善于等待时机。当时机没有到来时，他静如处子；一旦机遇来临，他则动若脱兔。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等待看起来是消极的，其实是一种稳重的行事方式。等待并不是落后，就像赛跑一样，起步早的不一定会最终取得冠军。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贼民。

春气到了草木就生长，秋气到了草木就衰落。生长和衰落是天气造成的，不是草木自身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导致某种现象的条件具备了，事情没有不发生的；条件不具备，事情就不会发生。古人弄明白了产生某种结果的条件，所以事情没有不可以被利用的。赏罚的权柄，就是君主用来指使人的条件。在赏罚上若是用义为标准，那么忠信、敬爱的道德就得到发扬。长期发扬就形成了风气，人民对此也就如同本性一样安守，这就是教化而成的。教化之后，即使有重赏严威也不能改变，难以禁止。所以善于教化的，不用赏罚，教化的好风气就能形成，形成后赏罚都不能禁止。如果赏罚运用不得当，也会形成一种坏风气，奸伪贼乱贪戾之风就会兴起，长久兴起而不停息，人民的仇恨已经成性。戎夷胡貉巴越的人就是这样，即使有严刑重罚也不能禁止。郢都的人用两块木板筑墙，吴起改变这种方法遭到人民的抱怨。用赏罚改变它使人民得到安乐。氐羌的人民，被人抓住当了俘虏，不担心被关押，而担心死后不能焚烧，这都是形成的邪性。因此对赏罚，不可以不审慎，切不可导向错误，导致害人的结果。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淆；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从前晋文公将要和楚国在城濮作战，召见咎犯问道：“楚国人多而我们人少，该怎么办？”咎犯回答：“我听说注重繁文缛节的君主，不会讨厌文采，经常打仗的君主，不厌欺诈。您欺诈敌人就足够了。”晋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抽干沼泽的水来打鱼，难道会无所得？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树林来打猎，难道会没有收获？只是明年就没有鸟兽了。欺诈的办法，即使这次成功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这不是长久之计。”晋文公用咎犯的计谋，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回来后进行赏赐，把雍季放在首位。左右的人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计谋。君主用了咎犯的计谋，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面，这恐怕不可以吧！”晋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咎犯的话只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哪有看重一时的功劳而轻视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这件事说：“面临危难而采用欺诈的手段，足以击退敌人，得胜回来后尊崇贤能的人，足以报答恩德。这种精神晋文公虽然没有坚持到底，但足以称霸了。”奖赏比较重，人民就会努力而成就功业了。如果教化成欺诈，教化即使成功也会遭到败坏，胜利了也会失败。天下胜利的人多了，称霸的只有五个。晋文公是其中之一，知道胜利是怎么形成的。取胜了却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取胜，这和没有取胜一样。秦国战胜西戎而称霸，在殽败给晋国；楚国与诸夏打仗都获胜了，却在柏举被吴国打败，这就是胜利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胜利的缘故。武王却知道胜利是由于信义，所以一举战胜了殷而得到天下。欺诈充斥于国，国家就不会安宁，灾祸就不仅仅是外患了。

赵襄子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 “晋阳之中，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遂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赵襄子从晋阳的围困中出来之后，赏赐了五个有功之人，高赦是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突围的事情，高赦没有大的功劳，而赏赐却是第一位，这是为什么？”赵襄子说：“在我的国家危急、社稷危险、身处危难的时候，和我往来而不失君臣之礼的人，只有高赦一个。所以我把他放在首位。”孔子听了这件事说：“赵襄子可以算得上善于赏罚了。赏赐一个人，天下做臣子的都不敢失礼了。”统率六军不能轻易用赏罚。向北略取代州，向东逼近齐国，令张孟谈出城秘密和魏桓、韩康相约攻打智伯，把智伯的头颅砍下来做成酒器，于是定下韩、赵、魏三分的局面，这难道不是由于赏罚运用得当的原因吗？

看来，赏罚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使用的。对于君主来说，赏赐一个人一定要让人明白为什么要赏赐他；处罚一个人一定要让人明白为什么要处罚这个人。这样，所有人就会明白君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了。

子产为政宽猛有度

郑国的相国子产生病了，他对子太叔说：“我死了以后，您肯定会执政。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用宽和的方法来使民众服从，差一等的人不如用严厉的方法。那火的特点是猛烈，百姓一看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的特点是柔弱，百姓轻视而玩弄它，有很多人便死在水里，因此运用宽和的施政方法很难。”子产病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子太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用宽和方法施政。结果，郑国的盗贼很多，聚集在叫做萑苻的湖沼里。子太叔很后悔没有听从子产的话：“要是我早听他老人家的话，就不会到这种地步了。”于是，他派兵去攻打萑苻的盗贼，把他们全部杀了，盗贼才有所收敛。

孔子说：“好啊！施政宽和，百姓就怠慢，百姓怠慢就用严厉的措施来纠正；施政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百姓受到伤害就用宽和的方法。宽和用来调节严厉，严厉用来调节宽和，政事因此而变得和谐。《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众辛苦又勤劳，企盼稍稍得安康；京城之中施仁政，四方诸侯能安抚。’这是施政宽和。‘不能放纵欺诈者，管束心存不良者；制止抢夺残暴者，他们从不惧法度。’这是用严厉的方法来纠正。‘安抚远方和近邻，用此安定我王室。’这是用和睦来安定国家。又说：‘既不急躁也不怠慢，既不刚猛也不柔弱，施政温和又宽厚，百种福禄全聚。’这是宽和达到了顶点。”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辨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