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说：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关系人民生死安危的领域，也是国家存亡的根本，是不可以不深入考察研究的。

因此，军事家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双方的谋划，来取得对敌我双方形势的认识。这五个方面是：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使得他们能够为君而死，为君而生，而不害怕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用兵时昼夜晴雨、寒冷酷热、四时气候的变化。所谓地利，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端。所谓将领，就是说将帅是否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护部属，勇敢果断，治军严明。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以上五个方面，作为将帅，都不能不充分了解。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所以要通过对双方情况进行充分比较，来求得对战争形势的认识：敌我双方哪一方君主政治更加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我根据这一切，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

若能听从我的计谋，行军打仗就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行军打仗就必败无疑，我就离去。

君主权衡利害采纳我的方略，于是就会造成一种有利的态势，这是有助于实现军事目的的外部条件。所谓态势，即是依凭有利于自己的原则，灵活机变，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进攻，却装作要攻打远处；即将进攻远处，却装作要攻打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打他；敌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势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暴躁易怒，就要挑逗起他的怒气；敌人胆怯，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得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团结，就设法离间他们。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所有这些，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是不能事先传授的。

开战之前，在庙堂之上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取得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取得胜利的条件缺乏。所以筹划周密、条件具备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更不用说那些战前根本就不进行谋划的了。我根据战争双方的战前谋划来观察，胜负的结果也就很明显了。

《孙子兵法》的《计篇》，是对《孙子兵法》的全面总结。孙子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五事”和“七计”。它从军事谋略全局的高度论述了作战的基本要领。

《计篇》是《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总纲，主要论述了战争指导者在开战之前以及在战争中如何筹划全局的问题，阐述了谋划在战争中所具备的重要意义，并探讨决定战争胜败的各项基本条件。

孙武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对于开战之前的谋划，必须高度重视，并进行认真的探究，这其中蕴含着对关系社稷安危的战争问题，必须谨慎处之，以及没有认真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不能随意兴师开战的慎战思想。古往今来，孙子的这些军事理论一直被人们当作至理名言，世代尊奉。

孙武在本篇中还强调，作战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研究、明智的判断和认真的谋划，以便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他指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即“五事”——“道”（道义）、“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和“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只有在对这些条件进行认真研究、考核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才有可能预测和判断战争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