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其”代“厥”。由商代到西周初，第三人称（含远指）代词均用 “厥”，不用“其”，至西周中晚期才渐用“其”字。而《易经》之第三人称代词几全用“其”（共一百例），用 “厥”仅得一例。

. 叠词、叠音词与双声叠韵词数量甚多。叠词、叠音词共二十二例，如“谦谦”、“翩翩”等等。双声叠韵词共二十九例，如“屯邅”（双声）、“盘桓”（叠韵）、“赍咨”（双声兼叠韵）等等。

. 齐言（以二、三、四言为多）、排比、对偶句的大量出现与频密应用。如《蒙》卦之“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剥·上九》之“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不早于西周中、后期的语言现象。

第三，也是最能突显《易经》语体之时代特征的，就是普遍用韵的艺术形式。中国的诗文本非一向有韵，“押韵”这种同中见异、具回环复叠之美的艺术形式实萌芽于商、周之际（公元前十一世纪），而成熟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十至八世纪），它与同采声、韵复叠形式的叠音词以及双声叠韵词的产生、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而这些发展和西周礼乐文化的发展又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散文用韵是受诗歌影响，所以出现自较诗歌为迟。据现有数据，商、周甲骨文，西周初期金文以及《尚书》等文献中属于周武王、成王时代的作品，都还没有韵语。西周中期略有一些，但形式不太工整。直到西周晚期金文如厉王《钟》、宣王时《虢季子白盘》和《尚书》后期作品（如《洪范》等）才多见较纯熟的韵语。总之，散文的韵律化、诗化，在西周中期始初见端倪；至西周末有相当发展，但尚欠成熟；而到了春秋战国方盛极一时。

《易经》正是西周后期对散文作全盘“韵化”的一个尝试。全书卦爻辞普遍协韵，有些更如诗句，但由于筮辞格式、术语的限制，加以散文用韵的创作经验尚浅，故形成韵语、散句、谣谚参错并用的一种“杂拌”体式，句子每每长短不一，押韵的技巧显得较为粗糙（多异调相协，韵位也不太规则），远不如后来的《老子》、《易传》或《诗经·国风》般流畅整饬，铿锵可诵，整体来说，尚处叙事、说理散文韵律化的初级阶段。若依“韵文成熟度”衡量，应与西周后期厉王《钟》铭文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

综合《易经》全书内容、语言艺术形式特点以及作者所需的条件及其情况一并考察，结论是：今传本《易经》应草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的“共和”时代，即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最有可能的作者(或主持编定者)是当时最高行政长官之作为周初与周公旦一同辅政的召康公奭后裔的召穆公虎。

七、卦爻辞的断句与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