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不单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还是经济力量的竞赛。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弱，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物质基础的。虽然古代战争方式简单，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不像现代那样明显，但没有充足的军粮和一定的武器装备，也难以获得战争的胜利。商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把农与战并重，看作是获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他说：“圣人知治国之道，故令民归心于农”，农业发展了，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从而他得出结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重农重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家的一贯重要思想。而商鞅，则是第一个较系统地论述农、战重要意义的军事家。农、战，是商鞅军事思想的核心。

认为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政治

战争产生于政治，政治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商鞅虽然还未能从理论上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但他已经认识到“战法必本于政胜”。认为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搞好国内的政治。商鞅所谓的“政胜”，即保证战争胜利的政治条件，主要有四条。

.“缘法而治”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能确实控制全国民众，使其绝对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命令。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一个职能，就是“缘法而治”。即实行法治。商鞅说：“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遏制）民以法，而民、地作（得）矣。”为做到令出必行，禁出必止，商鞅规定了严酷的刑罚维护法治，使“民莫敢议令，”“有敢（duo，删改）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举国而责之于兵”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最重要的必须有足够的军队和充裕的兵源。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二个职能，就是实行全民当兵的兵役制度。商鞅认为“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王业成就于兵强），故举国而责之于兵（要求全国民众都当兵）”，所以商鞅特别重视户籍制度。据《文献通考·兵考一》说：“及孝公用商鞅，定变法之令，令民什伍，……凡民二十三，附之畴官，给郡县一月而更，谓之卒。复给中都一岁，谓正卒。复戍边一岁，谓戍卒”。“正是由于这种严密的户籍制度和全民当兵的兵役制度，才保证秦国有充裕的兵源，使秦军高达“带甲之士百万”。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实行全国适龄民众都要服兵役的动员制度的军事家，就是商鞅。这一制度对我国军制史的发展，影响极大，几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一民于战”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最主要的必须使军队经常保持有勇敢杀敌的高昂士气。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三个职能，是“一民于战”，即用法律、制度来培养和巩固全民重战的精神。商鞅说：“民勇者战胜，民不勇战败。能一民于战者，民勇，不能一民于战者，民不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可用矣”。怎样才能一民于战？商鞅认为“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则兵无敌矣”。所以商鞅实行了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军功爵制度，使“利禄官爵搏（专）出于兵无所异施，”不论何人，要想得到官爵利禄，只有在战场上立劝，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商鞅还对于军功的晋级加赏办法，以及户口登记、攻城和野战立功的标准、考核方法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与赏伴随而行的则是重刑。商鞅认为：“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立约也”。例如他规定，攻城时突击队员（陷队之士）十八人编为一组，能拼命奋战，完成任务，每人赐爵一级，战死者由家中一人继承爵位；但如不肯拼死奋战，则斩首；逃避战斗，则处以当众车裂之刑。商鞅就是用赏刑两手使全民重战，从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比他稍后一点的荀况，曾对齐、魏、秦三个大国的制度及战斗力进行评论。荀况认为：崇尚个人技击的齐军，只有“事小敌”；实行“武卒”职业兵制度的魏军，“数年而衰”；只有用赏刑两手，“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的秦军，才最有战斗力。他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必然溃败。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