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以为《文献通考》中的那份唐登科记总目采用了乐史的书，于是以其著录的科名、人物为纲，按年分列。首举当年有关科举的大事，如诏令、章奏、贡举等，后列秀才、孝廉、进士、明经、宏辞、拔萃、制科等及第人名，而以进士为主。徐松博采两《唐书》《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玉海》《太平广记》《永乐大典》及唐宋以来文集、笔记、诗话、方志等大量材料，将有关人员的事迹注其名下，还将应试者的诗赋附于其后。一编在手，唐人科举的情况，大致可以掌握。徐松还将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用考证和按语的方式注出，足供读者参考。如卷五开元五年（717）博学宏辞科下加按语曰“按博学宏辞科置于开元十九年，则此犹制科也”。又如卷一一大历十四年（779）独孤绶中进士第，又中博学宏辞科，其下都有详尽的考证。唐人年内连捷者不多，徐氏于此做出说明，可解读者疑惑。

全书编排，卷一至二四为唐代部分；卷二五、二六为五代部分；卷二七为登第年代不详的人物，按科目为类，按大概能推知的时代为序；卷二八至三○为“正史、稗官及唐人艺文之涉贡举”的各种文献，谓之“别录”，均为研究唐代科举的有用材料。书前有凡例十九则，内有徐松的许多研究心得，值得参看。

徐松注意研究唐人科举问题时，正任《全唐文》馆提调及总纂。他利用当时图书资料方面的优越条件，大量发掘《永乐大典》中的材料，如其中的许多方志，均为宋元旧本，记载当地士人应举之事，不见他书记载，这些方志今天很多已失传，也就显得特别可贵。

徐松还广泛运用《文苑英华》中保存的省试（州府试附）诗赋推断作者的及第年代。这些诗赋，一般认为文学价值不高，向来不受重视，然而根据诗赋题目却可以推知作者应试年代。《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缘举杂录》：“兴元元年，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至是再荣，人谓之瑞柳，礼部侍郎吕渭试进士，以‘瑞柳’为题，上闻而恶之。”此事不载年月，然可考知。查《唐语林》卷八记“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吕渭三，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徐松据《永乐大典》引《闽中记》“陈诩字载物，贞元十三年及第”，又据《永乐大典》引《宜春志》“贞元十三年，宋迪登进士第”，知陈诩、宋迪均为吕渭于贞元十三年知贡举时门下士，而《文苑英华》卷八七载陈诩《西掖瑞柳赋》，又与前“瑞柳”之说呼应；其前尚载郭炯《西掖瑞柳赋》（以“应时呈祥、圣德昭感”为韵），可知郭炯亦为同年进士。《文苑英华》卷一八八尚载陈诩、宋迪《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乃该年试题；又二人之后尚有万俟造《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人也是同年进士。

由于卷帙浩繁，问题复杂，《登科记考》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遗漏和错误。例如《唐才子传》卷一记盛唐诗人刘眘虚为“开元十一年徐徵榜进士”，同书卷二记刘长卿于“开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进士例不得再举，故知前文“十”前误夺“二”字，刘眘虚当于开元二十一年及第。《登科记考》漏列这一重要诗人。诸如此类，后人起而补正者颇多。

记录唐代科举的专著，有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里面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成分，不尽可据，但毕竟是当代人的原始记录，后人自当重视。今人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也足资参证。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曰：“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而唐人又有以排行称呼的习惯，于是杜二、李十二、岑二十七、高三十五等名字，屡见唐人诗文，造成后人阅读上的很多困难。岑仲勉著《唐人行第录》，对此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许多可信的结论，给予读者很大的方便。

书目

唐代有哪些诗人？他们的作品有多少？这些在书目中都有所反映。唐宋时期的书目丰富而多样，记载颇为详备，据以考史，可征诗人作品的存佚，可考诗人生平的梗概，研究唐诗，必须具有书目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