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英二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他善于等待时机。当时机没有到来时，他静如处子；一旦机遇来临，他则动若脱兔。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等待看起来是消极的，其实是一种稳重的行事方式。等待并不是落后，就像赛跑一样，起步早的不一定会最终取得冠军。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贼民。

春气到了草木就生长，秋气到了草木就衰落。生长和衰落是天气造成的，不是草木自身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导致某种现象的条件具备了，事情没有不发生的；条件不具备，事情就不会发生。古人弄明白了产生某种结果的条件，所以事情没有不可以被利用的。赏罚的权柄，就是君主用来指使人的条件。在赏罚上若是用义为标准，那么忠信、敬爱的道德就得到发扬。长期发扬就形成了风气，人民对此也就如同本性一样安守，这就是教化而成的。教化之后，即使有重赏严威也不能改变，难以禁止。所以善于教化的，不用赏罚，教化的好风气就能形成，形成后赏罚都不能禁止。如果赏罚运用不得当，也会形成一种坏风气，奸伪贼乱贪戾之风就会兴起，长久兴起而不停息，人民的仇恨已经成性。戎夷胡貉巴越的人就是这样，即使有严刑重罚也不能禁止。郢都的人用两块木板筑墙，吴起改变这种方法遭到人民的抱怨。用赏罚改变它使人民得到安乐。氐羌的人民，被人抓住当了俘虏，不担心被关押，而担心死后不能焚烧，这都是形成的邪性。因此对赏罚，不可以不审慎，切不可导向错误，导致害人的结果。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淆；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从前晋文公将要和楚国在城濮作战，召见咎犯问道：“楚国人多而我们人少，该怎么办？”咎犯回答：“我听说注重繁文缛节的君主，不会讨厌文采，经常打仗的君主，不厌欺诈。您欺诈敌人就足够了。”晋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抽干沼泽的水来打鱼，难道会无所得？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树林来打猎，难道会没有收获？只是明年就没有鸟兽了。欺诈的办法，即使这次成功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这不是长久之计。”晋文公用咎犯的计谋，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回来后进行赏赐，把雍季放在首位。左右的人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计谋。君主用了咎犯的计谋，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面，这恐怕不可以吧！”晋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咎犯的话只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哪有看重一时的功劳而轻视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这件事说：“面临危难而采用欺诈的手段，足以击退敌人，得胜回来后尊崇贤能的人，足以报答恩德。这种精神晋文公虽然没有坚持到底，但足以称霸了。”奖赏比较重，人民就会努力而成就功业了。如果教化成欺诈，教化即使成功也会遭到败坏，胜利了也会失败。天下胜利的人多了，称霸的只有五个。晋文公是其中之一，知道胜利是怎么形成的。取胜了却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取胜，这和没有取胜一样。秦国战胜西戎而称霸，在殽败给晋国；楚国与诸夏打仗都获胜了，却在柏举被吴国打败，这就是胜利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胜利的缘故。武王却知道胜利是由于信义，所以一举战胜了殷而得到天下。欺诈充斥于国，国家就不会安宁，灾祸就不仅仅是外患了。

赵襄子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 “晋阳之中，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遂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赵襄子从晋阳的围困中出来之后，赏赐了五个有功之人，高赦是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突围的事情，高赦没有大的功劳，而赏赐却是第一位，这是为什么？”赵襄子说：“在我的国家危急、社稷危险、身处危难的时候，和我往来而不失君臣之礼的人，只有高赦一个。所以我把他放在首位。”孔子听了这件事说：“赵襄子可以算得上善于赏罚了。赏赐一个人，天下做臣子的都不敢失礼了。”统率六军不能轻易用赏罚。向北略取代州，向东逼近齐国，令张孟谈出城秘密和魏桓、韩康相约攻打智伯，把智伯的头颅砍下来做成酒器，于是定下韩、赵、魏三分的局面，这难道不是由于赏罚运用得当的原因吗？

看来，赏罚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使用的。对于君主来说，赏赐一个人一定要让人明白为什么要赏赐他；处罚一个人一定要让人明白为什么要处罚这个人。这样，所有人就会明白君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了。

子产为政宽猛有度

郑国的相国子产生病了，他对子太叔说：“我死了以后，您肯定会执政。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用宽和的方法来使民众服从，差一等的人不如用严厉的方法。那火的特点是猛烈，百姓一看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的特点是柔弱，百姓轻视而玩弄它，有很多人便死在水里，因此运用宽和的施政方法很难。”子产病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子太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用宽和方法施政。结果，郑国的盗贼很多，聚集在叫做萑苻的湖沼里。子太叔很后悔没有听从子产的话：“要是我早听他老人家的话，就不会到这种地步了。”于是，他派兵去攻打萑苻的盗贼，把他们全部杀了，盗贼才有所收敛。

孔子说：“好啊！施政宽和，百姓就怠慢，百姓怠慢就用严厉的措施来纠正；施政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百姓受到伤害就用宽和的方法。宽和用来调节严厉，严厉用来调节宽和，政事因此而变得和谐。《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众辛苦又勤劳，企盼稍稍得安康；京城之中施仁政，四方诸侯能安抚。’这是施政宽和。‘不能放纵欺诈者，管束心存不良者；制止抢夺残暴者，他们从不惧法度。’这是用严厉的方法来纠正。‘安抚远方和近邻，用此安定我王室。’这是用和睦来安定国家。又说：‘既不急躁也不怠慢，既不刚猛也不柔弱，施政温和又宽厚，百种福禄全聚。’这是宽和达到了顶点。”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辨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